一方面，第三方支付不断增长的庞大体量对于现有的支付体系格局、货币流通速度，以及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等造成了冲击和影响；另一方面，庞大的交易体量势必带来了海量的数据沉淀，而这种数据积累在外部环境诱因的刺激下，又推动第三方支付平台衍生发展出一些“超越支付”的金融功能，对于这样的现象，笔者称之为第三方支付的演化/变革。
金融抑制环境，有关金融抑制的探讨最早由McKinnon和Shaw针对发展中国家所提出，即多指由于政府过多干预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最终的结果就是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如影随形。Pagano指出金融中介的存在对经济增长一般都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若利率管制、高法定准备金率存在，则降低其可调配的金融资源，阻碍了经济增长。
陈斌开和林毅夫研究后指出，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政府将干预资本市场)，将导致金融抑制，从而进一步使得穷人在金融市场上难以借贷，自身与富人群体也将呈现长期“两极分化”的状态。
王勋、AndersJohansson的研究表明金融抑制显著阻碍了结构转型，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经济中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比例会越低。吕冰洋、毛捷指出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抑制普遍存在，从而导致企业融资受到限制，经济增长依赖于政府投资。
正是因为“金融抑制”环境的存在，传统授信机构如银行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和替代民间金融，而传统贷款公司往往又受限于法律限制仅能在注册区域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使得一些金融不发达的地区企业/个人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为作为交易载体的第三方支付提供了业务向前端金融信贷领域扩张的发展机遇：
(1)首先，作为金融交易的一个物理载体，第三方支付在长时间数据流水中积累了大量的支付交易数据。基于所积累的数据，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做到点对点的量化企业/个人信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征信模型，最大程度消除传统借贷环节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2)其次，较之传统信贷领域中要求的实物足额抵质押，以交易发生为基础的信用分析对于小微企业和长尾人群为代表的融资方而言，更具有适用性。而依托于互联网手段，第三方支付结合征信模型可以提供跨时间、跨区域的线上小贷，进而解决传统金融属地化的区域限制。
正是因为第三方支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和数据优势，做到对长尾融资群体金融资源的匹配，使得在面对信贷需求供给严重不均衡的市场局面时，纷纷开始拓展征信、互联网小贷业务。反观欧洲和美国的金融体系，其早己筑就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使得长尾群体亦有机会享受到与之信用、还款能力相匹配的融资产品(如次级贷款)，金融抑制现象并没有太多出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内。
因而发达国家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本身亦没有动力去扩展业务至金融领域，所赋予的职能也一直停留在“支付”本身。类似的观点如黄晓艳也认为，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抑制的结果。
社会人文环境，MichaelPorter提出“经济文化”的概念，主要指经济生活中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它们对企业单位及生产服务组织和个人活动产生影响。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下，李强等人认为，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和重塑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在交往互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新特性。
结合两位学者在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笔者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于经济文化这一软性要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在消费支付领域受到最大的冲击便是社会对“货币电子化"的认同与“支付去现金化”的支持。
Boeschoten和Hebbink认为，电子货币将广泛运用于经济生活中的小额零售支付，对流通中现金产生替代作用。DwiWulandari等人认为，电子货币在支付便捷性上要优于传统的借记卡和信用卡，并通过调査分析的方法，指出多数受访者支持无现金社会并认为“去现金化”将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Fujiki等学者从居民的货币需求角度指岀，无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电子货币比纸币节约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国内学者如周光友在其一系列研究中都指出电子货币对现金有着很明显的替代效用；谢平和刘海二网研究后指岀，移动支付和电子货币具有网络规模效应，使用人数足够大时，移动支付的成本便会很低，最终的趋势是将会取代现金。
社会对“货币电子化”的认同以及对“支付去现金化”的支持，其根源在于网络社会的崛起。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我国的网民规模达到了7.72亿人，互联网已经深入融入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互联网科技的发展首先改变的是人们的信息交流方式，人们通过网络联结在一起，不必面对面就能够进行便捷的交流，例如网络社交、网络办公等。
当网络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时，网络便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除了一般的社交之外，由于网络信息传递的快捷性，人们也愿意通过网络进行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活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社会活动逐渐形成了网络社会。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已经成为一个价值符号，支付仅仅需要在银行体系的各账户进行记录即可完成，支付的核心己成为记账信息的传递，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恰恰是成本最低、便捷程度最高的方式。
因此，通过网络进行以信息传递为基础的支付活动便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且随着互联网支付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在更多的支付场景中受到青睐。人们只需要通过互联网终端设备发送和确认记账信息即可完成支付，而不必使用现金，避免了使用现金的风险和成本（携带、保存、找零等），安全而便捷。
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微信支付，微信本身是一个以语音信息为基础的即时通讯手机软件，它以其低成本、低风险、高便捷度的独特优点，逐渐成为社会群体的主要信息交流方式，甚至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借助依托这种高度的用户黏性和庞大的用户群体，微信演化出了微信支付功能，并很快成为广受人们认可的支付方式。
截至2016年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移动端活跃用户实名认证均超过4亿人，并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和较高的支付频率：以零售领域为例，由于釆取移动支付可免去购置POS机的成本，同时在面对小额交易时具有无需找零、支付快捷、收款便捷等特点，使得中国的小型商贩现已开始大规模使用微信和支付宝的二维码与消费者进行交易。
根据支付宝发布的《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截至2017年末支付宝的商户规模己超过4，000万家。从零售领域的总规模看，PC端+移动端的互联网支付占据该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交易额接近20万亿元。
不仅在零售领域，其他场景中第三方支付也得到了用户的普遍使用：金融交易中，阿里巴巴与天弘基金合作的余额宝自2013年6月推出后，至2017年9月30日资产规模已达1.7万亿元，规模排名全公募基金行业第一名，并且规模是第二名工银瑞信基金的2.64倍；同样在2017年，超过2亿市民在支付宝的城市服务中办理过包括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的100多种服务。
随着人们对互联网支付方式的广泛认可，通过互联网进行财务往来逐渐成为一种风尚，那么金融作为支付的一个自然延伸，网络金融必然成为网络社会发展完善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随着用户对于第三方支付的认可度愈来愈高，对应带来的便是第三方支付的交易额越来越大，作为基础层的第三方支付业务逐渐积累了大量用户资源，为其金融功能的衍生提供了社群基础。
商业环境因素，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曾提出“土地、资本、劳动”的生产三要素理论；而后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在此前生产三要素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家才能”。随着科技的进步，英国学者维克托曾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前瞻性的指出数据的价值，并认为未来数据资产将和其他资产一样得到企业的重视。
现如今商业互联网化、交易电子化等趋势的到来，推动了海量数据资产的产生；因此，笔者对商业环境的探讨也从最早期的三要素扩展至当前的五要素，即“土地、资本、劳动、企业家才能、数据”而对于第五生产要素“数据”的获取上，第三方支付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对其而言，电商的崛起为数据资产的大量产生提供了可能：以“双11购物节”交易数据为例，2009年该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商城(天猫前身)交易额约5，000万元而2016年11月11日天猫交易额达到了1，207亿元，较2009年第一次举办同比大幅增长超过2400倍。
电商交易额的井喷式增长，进一步带动了零售业、服务业、餐饮业等一系列服务行业的线上化转型。而这种服务业的“互联网+”转型，往往伴随着服务结算方式的改变：后者从之前的“线下现金交易”、“货到付款”逐渐为“线上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完成付款”所替代，这给予了第三方支付更多的交易额流水，也为其获得更为多元化的场景数据资产。在不同维度几十万亿元交易额的发生背景下，第三方支付依托着沉淀的数据，具备了开展征信业务最重要的基础要素。
